赋役深重
当年黄巢起义军逼近长安时,唐僖宗曾率领大批世族官僚逃窜到四川。五代时,唐朝的“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”。直到宋初,这个地区还保留着唐以前那种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,土地兼并比中原地区更为突出,世族豪强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,占有大批“旁户”,供他们进行残酷野蛮的役使和剥削,“川峡豪民多旁户,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,使之为奴隶,家或数十户,凡租调庸敛,悉佃客承之”,“旁户素役属豪民,皆相承数世”。这种“旁户”即“佃户”,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,像奴隶一样被役使,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。他们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纳地租,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。旁户实际上是地位低下的依附农民。当时这种旁户数目占全区总户70%以上,有的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80%到90%。许多世家豪族往往拥有多达数千户以上的旁户。由于旁户所受的剥削较其他地区更加严酷,生活更加穷苦,因此他们要求推翻地主的压迫和统治也就更加强烈。此外,宋灭后蜀以后,曾纵兵大肆&#shuhaige3;掠。也给四川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。宋王朝把后蜀府库里存放的金、银、珠宝、铜币之类的“重货”和绢帛布匹等“轻货”运往京城开封,号称“日进纲”。为此,强征了大量民夫,水陆兼运,化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运完,这就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四川成都一带,人多地少,农民“协稼不足以给”多兼营纺织、采茶等副业。
巧取豪夺
北宋政府在这里设立了“博买务”,垄断布帛贸易,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;豪强大地主则趁机“释贱贩贵”,投机倒把,敲剥百姓,从中渔利。这就使得越来越贫困的农民不断丧失家业田产,许多小商贩被迫失业,农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。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。对茶农低价购茶,高价卖米,使广大茶农纷纷破产,生路断绝。宋太宗淳化四年(993年),四川一带大旱,造成大饥荒。农民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,终于奋起反抗,发动了武装起义。
起义经过
993年5月,西川青城(今四川灌县)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。王小波向群众提出:“吾疾贫富不均,今为汝均之”的革命口号,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。“均贫富”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,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,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,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。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,“旬日之间,归之者数万人。”接着又攻克彭山县,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,剖开他的肚皮,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。这年冬,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。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,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,伤势过重牺牲。在这个紧要关头,起义队伍没有动摇,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,继续实行“均贫富”的主张。李顺号令严明,所到之处,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,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,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,所余全部征调,发放给贫苦农民,得到人民拥护。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、邛二州,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。接着,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,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,“所向州县,开门延纳,传檄所至,无复完垒。”王小波的起义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,张玘招架不了,就放起冷箭来。王小波没防备,被冷箭射中了前额。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,继续进攻,终于打败宋军,把凶恶的张玘杀了。起义的队伍进占了江原,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死去。王小波一死,起义将士推李顺做首领,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。在李顺的指挥下,起义军越聚越多,连续攻下许多城池,杀死了一批贪官污吏,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。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,全都逃跑。
起义结果
公元994年正月,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,建立大蜀政农民起义军所用钱币权。李顺当了大蜀王,一面整顿人马,一面继续派兵四出攻占州县。从北面剑阁到东面的巫峡,到处是起义军的势力。大蜀政权建立后,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,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,宋朝的“败卒亡官”四散逃命,地主豪绅“人心恐悚,投死无地”。这时,起义军已发展到“数逾百万”了。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,迅速波及其他地区,农民革命的怒火,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,“今日取某州,明日陷某县,向风则靡,何啻席卷之易”。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,北宋政权极为惊慌,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,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。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,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,控制栈道,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。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,退回成都。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,因遭宋军夹击,战斗不利,也相继撤回。宋军进围成都时,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,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。经过拚死抵抗,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。不久城破,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,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。李顺起义失败后,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,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,连续攻破嘉、沪、戎、渝、涪、忠、万、开等八州,沿江而下,很快又发展到拥有“众十万余”的队伍。直到996年5月,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。直到995年才最后失败。
起义评析
失败原因
大蜀政权之所以坚持半年就遭到失败,除了其他原因之外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,李顺在军事战略上犯了错误。他集中主力攻打梓、眉2州,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,而没有派重兵去攻打四川的北部门户----剑门,结果不但坐失消灭敌人的良机,而且使宋军顺利越过剑门闯入四川。宋初的中央禁军还是有战斗力的,他们用分兵包围、各个击破的办法消灭了各地义军,最后包围了成都,使成都陷入孤立无援之地,导致了起义军的失败。
起义成果
王小波、李顺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,从公元993年青城起义到公元995年张余嘉州被俘殉难。前后持续了2年多,队伍达到几十万人,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。在两年多的岁月里,它把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打得土崩瓦解,震动了朝廷。虽然时间不长,范围不广,怛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,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更为明显的标志。这次起义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,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。经过这次急风暴雨的冲击,四川地区世族地主或转死于沟壑,或暴骨于郊野,或被镇压,或被驱逐.或成为农民的阶下囚。起义军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,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“地窖”悉被荡平。“害物赎货辈,皆为白刃铄,瓦砾积台榭,荆棘迷城郭”,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。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旁户,在起义中大都挣脱了人身隶属关系的锁链,获得了人身自由。起义被镇压后。他们成为一般佃户或“浮客”。与过去相比,他们虽依然遭受地主的压榨,人身依附关系毕竟松驰多了,社会地位毕竟提高了一些,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来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农经济。自耕农的数量相应地增加了。特别是一部分旁户和城镇贫民,在起义军实施“均贫富”的过程中。分得一些“财帛”、“车马”、“屋宇”和“粮食”。多少改善了一些生活条件。这些对促进川峡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,推动生产力的发展,是有积极作用的。这次起义完成了黄巢起义军在四川没有触及到而遗留的历史任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是黄巢大起义的继续与发展。
首创精神
王小波、李顺起义第1次明确提出了“均贫富”的战斗王小波、李顺起义口号,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标专。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。在唐以前的农民战争中,平均主义思想已露端如赤眉军提出“杀人者死,伤人者偿”的要求,黄巾农民起义要求建立“黄天太平”的理想社会,汉中张鲁权对“太平”的理想进行的一些初步实践,都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战争中的反映,但还不明显,处于朦胧状态。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自称“天外平均大将军”。黄巢自号“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”,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“平均”,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次较明显的表现。这次起义则首次明确提出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更加鲜明具体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。这个口号虽然表述得很简单,但正如思格斯所说:“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,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,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”。“均贫富”的口号如此鲜明地被写上农民战争的旗帜,把农民的斗争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反对经济上的贫富不均,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大飞跃,表明农民不仅仅要求维持生存,而且明确要求平均财产,反对封建剥削。这一纲领口号的提出,固然凝结着以往农民革命的经验,表现出王小波个人的卓识高见,但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宋代的经济条件之中,是一种历史的产物。如前所说,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,大地主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,租佃制普遍推行,地主阶级主要采取出租土地、征收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,农民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驰。随着地主土地私建剥削和租佃关系的发展,土地兼并剧烈展开,封建剥削日益深重,社会财产不均与贫富悬殊的现象就显得更为突出、更加明显、更加表面化。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从不明显发展到明显。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就是宋代经济关系在农民起义中的反映。
现实意义
王小波、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,第1次明确地提出了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这个“均贫富”的口号虽还没有直接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,但它已经在财产上提出要求,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分配制度。它表明中国古代的农民阶级,在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总目标下,由前期的反对人身奴役,发展到后期的反对财产不均了。这是王小波、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。北宋初年王小波、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,第一次明确提出了“均贫富”的战斗口号,它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,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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